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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瑞金:勇為改革鼓與呼

周瑞金:勇為改革鼓與呼

文 / 沈惠民


        改革開放30多年來,從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討論,到沖破改革開放“姓‘社’姓‘資’”的束縛,到改革不可動搖的爭論,到黨的十八大重啟改革的期待和呼喚,周瑞金“鐵肩擔道義”,以敢為天下先的勇氣和超凡膽略,一以貫之地執筆諍言“鼓與呼”。他和“皇甫平”已成為中國改革進程的一個標志性符號,在當代中國改革開放史和新聞史上寫下了不可磨滅的一頁。

        

        這期《中華智庫》封面人物是周瑞金。章琦社長幾次在電話中囑我“寫篇高屋建瓴、氣勢恢宏的介紹文章”。

        本來,周瑞金擔任人民日報社副總編輯兼任華東分社社長時,是我的領導也是我的老師,他來分社時,每每都走進我辦公室與我親切交談。我成為出版人以后,他熱情將主編的相關書籍交由我社出版;并因我請求,多次為我社出版的圖書作序。在相關首發式和研討會上,我有機會坐他身旁一次次傾聽他帶有溫州口音、極具親和力的講話,語速沉穩卻氣場十足。寫周瑞金,我還真有獨厚條件。

       但寫作難度也顯而易見。案頭置放著周瑞金饋贈的《寧做痛苦的清醒者》(2003年文匯出版社)《中國改革不可動搖》(2009年廣東人民出版社)《皇甫平改革諍言錄》(2015年人民出版社)《皇甫平:中國改革何處去》(2016年浙江人民出版社)等力著,書中除了收錄他那些“為天地立心”的篇章,也有《我與皇甫平》《格言·讀書·人生之悟》等自述實錄,還附錄了《有膽有識的總編周瑞金》《一個總編輯的成長歷程》《周瑞金:文才可用,心術尤正》《周瑞金:寧做痛苦的清醒著》等專訪,詳細記錄了他的成長經歷以及撰寫、組織、審改評論的方方面面;其他媒體和網絡對他的采訪隨處可見,本刊也多次刊發他思路開闊、針砭時事的力作,我本人也寫過《深化改革:用行動檢驗決心——周瑞金訪談錄》的整版文章,因此有種“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感覺。

        但我還是決定要寫。不僅是受之重托,而且確實想寫。即使寫不出新意,熱情還是充沛的;即使沒有“高屋建瓴”,寫得“接地氣”還是有信心的。 

        我因此把本文分成兩部分:前半部分是我的這些文字,算是開篇導讀;后半部分直接輯錄周瑞金的改革諍言及相關警語格言——以此滿足“氣勢恢宏”的要求。

 

“機緣巧合”的自覺擔當

 

        在《皇甫平改革諍言錄》《皇甫平:中國改革何處去》兩本書中,周瑞金都用《勇為改革開放鼓與呼》作序言,可見他對此文的重視。

        初讀此標題,讓我想起彭老總的《故鄉行》:“谷撒地,薯葉枯,青壯煉鐵去,收禾童與姑。來年日子怎么過?我為人民鼓與呼!”

        1958年,在黨的總路線鼓舞下,全國人民意氣風發、斗志昂揚,希望盡快擺脫一窮二白的面貌,卻也導致農村浮夸風泛濫。彭老總沒有被那廉價的歡呼聲所迷惑,他深入了解民眾疾苦后,寫下這首飽含憂國憂民深情的詩篇大聲疾呼。如今,瑞金老師借用彭老總詩句點題,表達勇為改革鼓與呼的堅定信念,真是恰到好處。

        改革開放30多年來,從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討論,到沖破改革開放“姓‘社’姓‘資’”的束縛,到改革不可動搖的爭論,到黨的十八大重啟改革的期待和呼喚,周瑞金“鐵肩擔道義”,以敢為天下先的勇氣和超凡膽略,一以貫之地執筆諍言“鼓與呼”。他和“皇甫平”已成為中國改革進程的一個標志性符號,在當代中國改革開放史和新聞史上寫下了不可磨滅的一頁。

        說起皇甫平系列評論的來龍去脈,周瑞金將此歸之于“機緣巧合”。

        1991年2月11日的那個晚上,上海市委分管思想宣傳工作的副書記在康平路家里約談周瑞金,給他看小平同志視察上海的最新談話材料。1月28日起,小平同志來上海準備過春節期間,在視察參觀中發表了一系列有關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談話。朱镕基親自記錄整理了其中的多次談話。

        周瑞金回憶:“我當時看后的第一感覺是,小平同志對改革開放的強調更進一步、更迫切了。對我觸動特別大的是,他在談話一開始就特別強調,改革開放還要講幾十年,光我一個人說話還不夠,我們黨要說話。小平同志在談話中還強調要擴大開放,開放不堅決不行,不要害怕‘三資’企業的發展。發展經濟,不開放是很難搞起來的。”

        1989年春夏之交,我國發生了一場政治風波,由于國際制裁和經濟整頓等眾多因素,從這一年開始到1991年,我國經濟連續三年下滑。1990年更是跌到了改革開放以來的最低點。中國改革開放事業面臨“向何處去”的嚴峻考驗。在這關鍵時刻,小平同志的講話振聾發聵。

        時任解放日報社黨委書記兼副總編輯的周瑞金迅速主動組織,撰寫發表署名皇甫平的系列評論。第一篇《做改革開放的“帶頭羊”》趕在1991年2月15日,即辛未羊年大年初一在《解放日報》頭版顯著地位刊出。緊接著,《改革開放要有新思路》《開放的意識要更強一些》《改革開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備的干部》三篇評論也相繼發表。四篇文章主題一以貫之,內容相互呼應,文風鮮明犀利,及時宣傳闡發小平同志最新的改革開放思想,形成為推進改革開放“鼓與呼”的完整輿論先導系列,一場激烈的交鋒與論爭由此引爆。

        “皇甫平文章有何背景?誰授意寫的……”對種種疑問,周瑞金退休后寫了《我與皇甫平》做詳細披露,包括皇甫平文章發表前后的具體細節,包括為什么署名皇甫平等等。人們終于明白,“授意”他組織撰寫皇甫平系列文章的,是一位黨的新聞傳媒工作者的職業敏感性和為改革開放鼓與呼的高度責任感。如果說奉命,那是奉歷史、人民之命,而不是奉哪個人之命。事實上,當他在市委領導家里看到小平講話記錄時,也可以一看了之,等待指示;或僅在周圍熟悉的領導圈中神秘兮兮地吹吹風。但自從進入新聞評論領域那天起,周瑞金就將“我為人民鼓與呼”看成至高無上的神圣使命。他要用手中的筆“擊中社會繃緊的那根弦”、“敢于寫出新觀點,敢開第一腔”。

        他當然明白,敢開第一腔、勇于“鼓與呼”往往是要冒風險甚至付出沉重代價。心懷坦蕩、性情耿直的彭老總不就因萬言書的“鼓與呼”而慘遭迫害嗎?古往今來類似事例不一而足。但知識分子的良知和媒體工作者的使命,使周瑞金“明知故犯”,不惜屢屢“闖禍”。

        1986年,他決定在解放日報一期專刊中以漫畫手法表現領袖風采:一幅《中國牌》——鄧小平在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橋牌”;一幅《唱新歌》——胡耀邦指揮現代化建設大合唱。報紙出版后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稱贊者認為漫畫使領袖們更有親和力,表明了政治民主化;反對者說是丑化領袖、文革“陰魂不散”……最終還是中央領導表態,肯定了這種版面的改革舉措。在專刊上刊登領袖漫畫,周瑞金在全國黨報中創下“第一”。

        1989年1月,布什大選獲勝,當選美國新總統。周瑞金決定將此國際重大新聞放在頭版頭條。報紙一出版,立即“被議論的唾沫淹沒”——又“闖禍”了。他卻義無反顧:“長期來,我們黨報頭版充斥著不痛不癢的領導講話,國際新聞包括有重大影響的國際事件都沒上過頭版,更別提頭版頭條了。是有明確禁令嗎?沒有。是新聞工作者束縛了自己的手腳。我決定試一試、闖一闖。”他這一“闖”,在全國黨報中又創造了“第一”。市委領導也充分肯定這個歷史性的突破。有意思的是,這天,周瑞金正好出任解放日報“一把手”。

        這一次,周瑞金又因皇甫平文章遭圍剿。當時他已受命任香港大公報社社長,機票都已買好,卻因“左”派告狀,中組部臨時一個電話突然取消了對他的任命。“其實,在撰寫文章時,我們是做好冒風險準備的。但絕沒預料到或招致如此火力兇猛的‘大批判’,拿大帽子嚇人到如此程度。”周瑞金對此感慨不已。兩周后,報社為慶祝建黨70周年舉辦書畫展,他揮寫大字條幅掛在醒目之處表達堅定信念:“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巖中。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兩年后果然雨后見彩虹。隨著小平同志南方講話的發表,那些激烈抨擊皇甫平系列評論文章的“左”派政治家、理論家終于偃旗息鼓。皇甫平文章在第二屆中國新聞評獎中,以高票榮膺一等獎。

        東方風來滿眼春。1993年4月,周瑞金被調任人民日報副總編。現在來看,兩年前執掌地方黨報時,他的心胸和視野早已躍上了更廣闊的平臺,朱镕基因此評價他“文才可用,心術尤正”。如今進入中國第一大報當老總,對他也算是工作崗位上的一種“名至實歸”吧。

 

“重出江湖”的淡定從容

 

        皇甫平重出江湖。一時間,湖面上風急浪涌。

        2006年春節后,一篇《改革不可動搖》的文章引起海內外廣泛關注。文章認為一切改革中遭遇的問題,應當依靠深化改革來解決,并尖銳批評了當時否定改革的部分言論傾向。

        文章署名“皇甫平”。又是皇甫平! 

        人們當然想起15年前發表在《解放日報》,倡導深化改革的“皇甫平系列評論”。

不同的是,這次最初是發在網上,周瑞金稱此“很講策略”:因為“網絡上可以反對,可以支持,比較自由,也不會成為正式的論爭。我作為一個退休者,依靠自己對社會的見解,發出醒世微言。海外媒體揣度我言論的背后動機時,我馬上在網上回應,講清來龍去脈,避免產生不必要的懷疑和猜測。及時澄清,這就是策略。”

        周瑞金要表述的,就是對改革反思的各種意見不應該導入姓“資”姓“社”的制度之爭,而應該是改革如何深入的問題。推進政府行政管理體制的改革,從政府主導型的經濟體制轉變為市場主導型的經濟體制,深化政府職能、機制與管理體制改革,才是深化改革,解決民眾諸多不滿意的關鍵所在。

        “我觀察改革爭論了兩年,發現主流媒體都不說話,任憑異見洶洶,混淆視聽。我看得清楚,所以才寫了《改革不可動搖》,引得中央和社會重視,促成改革共識達成。”周瑞金這樣介紹寫作背景,同時明確表述 :“作為黨和人民培養起來的老報人,工作可以退休,但我的筆是不能退休的。我關心著國家和人民的前途命運,我還要經常地為改革發聲,這是本分,就是損害到副部級身份,我也在所不惜。”也就是說,這位慣看秋月春風的老報人從沒在“江湖”隱退,因此也談不上復出。所謂“復出”的,只是“皇甫平”。

        令他尷尬的是,也恰恰因為是皇甫平——他在文章中真正想表達的意圖反而被遮蔽了。其實,這次沿用“皇甫平”這個具有特定歷史背景的署名,并非周瑞金本意,而是《財經》雜志主編在轉載時認為用“皇甫平”會有更大影響力,沒有征求他的意見就用此署名。有人借此大做文章,甚至說周瑞金的言論置民生疾苦不顧,鼓動改革是為改革中的既得利益集團代言。

        周瑞金不禁為之動容:“我同意自己是改革的得益者。一個農家子弟一步步走到今天,完全是因為改革才有的。我能有機會有平臺用自己手中的筆,寫出皇甫平的文章,推動思想解放,這也是因為改革才有的。但我絕不是那種依靠腐敗、損人利己、以非法手段獲取利益的得益者,我更不是什么利益集團的代言人。這些自有時間、公眾、歷史、實踐去檢驗。”

        面對網絡上的反對、非議聲音,周瑞金從容淡定:“受到攻擊說明有影響,我就怕文章石沉大海。引起爭議,可以促發大家思考。這個時候應該有靜氣,幾篇反對文章算什么?我自認站在真理的一面,順應潮流。這不是個求個人安穩不安穩的問題,我有話就要說,這是一種社會責任感。我家里人不贊成我寫文章,說一篇文章能改變什么?我說,一篇文章是改變不了什么,但我作為老報人、老干部,應該有改革成敗、匹夫有責的責任感。我想安度晚年,但我還有一支筆,就這么一支筆,能說說話。”

        這些年來,或在上海影城旁的“真鍋咖啡”,或在去參加會議的途中,我曾有機會多次與周瑞金深入交談,面聆教誨。因此也對這位可敬可親的前輩有了更多了解。當年,他從浙南偏遠山區翻山越嶺到溫州城讀中學,常因家貧不能及時交伙食費而被學校停伙,饑腸轆轆卻心比天高,課桌上攤開的是《莎士比亞戲劇集》。有一次,因為寫了《致詩人聞捷的一封信》大受老師贊賞,周瑞金因此萌生作家夢,希望讓全國人民都能看到他的作品。此后他從復旦大學新聞系走出,最終成為筆走龍蛇的新聞大家。

        事實上,家境貧寒,是他們這一代人的共同特征。他們同學幾乎都有拿著“人民助學金”完成從小學直至大學學業的經歷。他所在的溫州一中6班是個貧寒的班級,在1957年有44人報考大學,有36人被錄取。光是復旦大學新聞系,這一年就錄取了溫州一中4名學生,堪稱空前。他所在的復旦大學新聞學1957級80多位同學,也大都是寒門子弟。他們極盡聰明才智,將改革開放所給予的機遇拓展到最大,成為各領域的翹楚。其中有的出任共和國的部長,有的當上了將軍,周瑞金則成了中國第一大報的副總編輯……周瑞金和他這一代知識分子有個共同特點,是在黨和國家直接培養成長的,所以有很濃的感恩心和很強的責任感。這也是周瑞金上下求索、勇為改革開放事業鼓與呼的思想根源吧。

        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風流。 周瑞金雖已職務到齡,從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的領導崗位上退了下來,但他覺得責任不受年齡限制:“官可以不當,文章不可不寫。作為中共的一員,我從不以為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就可以放棄政治責任和社會責任。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基本方針和基本政策,這是不能動搖和放棄的”——周瑞金直抒胸臆。這也決定了他到了身可由己時,依然寶刀不老,馳騁江湖。

 

“犯上不亂”的警世諍言

 

        “曾有論者評我近年來所撰寫的評論、政論文章,是‘犯上不作亂’、‘離經不叛道’。我坦誠接受這種評論。”周瑞金由衷坦言。

        2009年,舉國歡慶建國60周年之際,他百感交集,不禁思考起小平同志與弟弟鄧墾的一次談話內容:“十二億人口怎樣實現富裕,富裕起來怎樣分配,這都是大問題。題目已經出來了,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這位已退休多年,“個人了無牽掛”的黨報老兵,大膽越雷池,發表《勇于解決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一文,直述盤繞心頭的憂慮與思考。這是全國最早闡述小平同志晚年重要觀點“解決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比解決發展問題還困難”的文章,在當時引起強烈反響,也引起高層的重視。這些在2009年提出的觀點已被今天的反腐現實所完全證實。

         在文章中,周瑞金疾呼要“糾正利益格局的傾斜”、“與特殊利益集團的切割”、“遏制基層權利的失控”、“反思維穩邏輯”,槍挑社會痼疾,即使“太歲頭上動土”也毫不顧忌。他列舉近幾年的一些突發公共事件及群體性事件,憂心忡忡地指出:“民眾心目中,政府的公信力和美譽度,呈現逐級下降態勢。特別是一些基層政府,比如群體性事件高發的縣城和縣級市政府,對于民眾特別是一些弱勢群體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基本人權,表現得麻木不仁,甚至胡作非為,到了驚人的地步。”如何落實四中全會提出的“健全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機制”任務,遏止某些基層官員的恣意妄為,直接關系到“保障新中國的紅色江山不因那些無良官吏而變色。”

        對民怨沸騰的房地產行業,周瑞金鞭辟入里、直言不諱:中國的房地產行業可能是世界上最典型的政府與民爭利產業,而且是腐敗高發領域。“從征地拆遷、土地出讓、調整土地用地性質、規劃審批,到項目選址、施工監理、工程驗收、調整容積率、產權登記等環節,充斥了權錢交易。”“當普通百姓眼巴巴期待遠遠背離實用價值和國民收入水平的樓市大降價的時候,地方政府卻能從扶持、提振房地產行業中收獲GDP政績,而一些官員則可以繼續中飽私囊。”

        2004年,周瑞金辦了退休手續后,到一家大型國有企業當起了獨立董事,同時兼任一家民營企業的顧問。設身處地地了解國企的弊端和民企的艱難后,他一針見血地指出:每一個民企被限入的領域,都是民企和全體國民被迫向特殊利益集團輸送利益的管道。“強勢資本精英與強勢權力精英合謀和交易,左右政府的公共政策,瓜分鯨吞國有資產,占據和揮霍本應屬于全民所有的公共資源,這才是典型的‘特殊利益集團’!”

        “特殊利益集團”不僅“盤踞”自然資源的瓜分,還收買專家為其壟斷行為辯護,制造話語權;甚至還滲透政法系統,動搖了社會對法治的信心;有些地方政府也成了為“特殊利益集團”代言的橡皮圖章。 

        而在“特殊利益集團”的另一端,老百姓被住房、醫療、教育、養老“四大難題”壓得喘不過氣來。“各個發達地區和繁華都市的燈火闌珊處,都有為數不少的貧民在生存線上掙扎。”眼看著弱勢群體的生計更加艱難,眼看著那一幕幕沉痛辛酸的人倫慘劇,周瑞金義憤難平,在文章中疾呼“要痛下決心,與只圖眼前燈紅酒綠而不管將來洪水滔天的‘特殊利益集團’毅然切割,要像史書記載的那樣:‘救一路哭,不當復計一家哭’。”

        同樣,對政府目前的維穩做法,周瑞金也覺得大可反思。公權力在平息突發事件過程中,往往濫用強制手段,動輒把警察推到前面。對于群體性事件的判斷,已形成某種習慣邏輯:大多數群眾“不明真相”,少數人別有用心“煽動破壞”,境外敵對勢力“策劃支持”。結果不但事態不能及時平息,甚至擴大了事端。   

        值得重視的還有“維穩”的成本問題:比如各地的“截訪”就是一筆不小的人手和財力開銷;所謂“人民內部矛盾要用人民幣來解決”,花的也都是納稅人的錢。這其實都事關執政黨的執政能力問題。

        在迎來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際,周瑞金發表《從世界演變看中國改革路線圖》,提出中國改革要分經濟體制、社會體制、政治體制三步走(文化體制改革融合其中),目前處于以社會體制改革為重點的階段。他這一“改革路線圖”在海內外產生了廣泛影響。

         2012年2月,周瑞金有感于鄧小平南方談話20周年,在《同舟共進》雜志發表題為《中國,是否需要一次新的南方談話》的政論文章,直言不諱指出發展起來以后問題繁復尖銳,“中國改革再度到了最危急的時刻”。文中列舉中國當時面臨的最迫切、公眾反應最激烈的“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未能形成公平的分配制度;未能建立惠及全民的社會保障體系;未能解決最基本的民生問題;環境污染加劇,食品、水、空氣問題嚴重;社會腐敗除經濟領域腐敗之外,向吏治腐敗、司法腐敗和輿論腐敗發展蔓延。因此,作者迫切期待黨的十八大以后黨中央新領導,能重新凝聚全黨全國改革共識,全面深化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

        2013年7月6日,周瑞金作為嘉賓,在“嶺南大講壇”發表演講,主題是《社會改革目標:建設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會》。他通過經濟社會轉型期的新矛盾、社會轉型期的陷阱、深化改革的方向路徑以及可能的結局,提出要加快社會體制改革。他從改革開放所帶來的社會結構、社會治理的變化,談到對社會管理創新和建設公民社會的理解,提出了社會管理的主要問題與改革創新的基本思路,尤其提出政府的現代化轉型在中國未來經濟社會建設中的重要作用和意義。

        從2014年10月起,周瑞金啟用新筆名“皇甫欣平”,相繼發表《終結腐敗》、《砍樹救林,除惡務盡,標本兼治——再論終結腐敗》、《杜絕買官賣官,改革干部選拔制度——三論終結腐敗》三篇系列文章。其中第二篇是根據中紀委領導的意見和要求所撰寫,在《財經》雜志重點推出后,產生很大社會反響;第三篇在《同舟共進》雜志刊登,也產生了很大影響。

        周瑞金解釋,選在這個時間點發這三篇系列文章,是希望在十八屆四中全會前后,對十八大以來新的中央領導集體的反腐敗工作作一個評價。他期望更強調按法律來懲治腐敗。“一個權力配置失當且無足夠監督約束的官僚制度體系實際上是一個巨大醬缸或者說絞肉機,這邊進去的是一個有為青年,那邊出來的則是一個貪官污吏。”只有通過制度反腐,法治反腐,才能徹底終結腐敗。

        時隔23年,從“皇甫平”到“皇甫欣平”,從位重權高到退休老兵,周瑞金不改初心,一如既往地為中國改革開放事業和新聞事業“鼓與呼”,立下獨特戰功。我因此想起毛澤東寫給彭老總的詩:“山高路遠坑深,大軍縱橫馳奔。誰敢橫刀立馬? 惟我彭大將軍!”

 

“出世”“入世”的人生智慧

 

        2012年8月,周瑞金主編的《五十年后的感悟》剛由今日出版社出版,他在書中的文章《格言.讀書.人生之悟》就由《解放日報》連續轉載一周。在此文中,人們看到了周瑞金更多的報人本色和心路歷程:他一輩子信奉的四句格言;影響了他一生的六本書;他抱定“以出世之心,為入世之事”的佛家信念;他每日參禪,誦《心經》《大悲咒》;他恪守養生的平衡之道……

        在曾任中央黨校最年輕的宣傳部長黃曉河的新書發布會上,壓軸發言的周瑞金高僧悟道般講起“善待人生五個‘最’”:“人生最大的追求是事業,人生最大的智慧是舍得,人生最大的財富是朋友,人生最大的幸福是健康,人生最大的安慰是親情……”當時天色已暗,與會者全神貫注,顧不上晚餐,聽得津津有味。

        為了推動改革開放,為了堅持獨立思考和自由見解,周瑞金不時遇到一些曲折和委屈。一次游覽長沙岳麓書院時,他看楹聯頭三句“是非審之于己,毀譽聽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數”,頓覺醍醐灌頂,并作為格言砥礪自己。平時,他把別人用在唱歌、跳舞、打牌上的時間,全用來看書、讀報,還有每天三個多小時的“網蟲”活動,關注國內外時事,看網友的評論,他還加了不少微信群。

        周瑞金說《金剛經》曾對他一生產生過重大影響。我也一直在研讀《金剛經》。正好有天他來到我辦公室,我借機向他請教。他說:讀《金剛經》既可深入觀察客觀世界,又能潛心主觀精神世界,修煉心靈,體驗生命的真諦,追求“無所住而生其心”,修悟“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的本體。

        在主持《解放日報》工作時,他曾感覺身體微恙。上海中醫藥大學王若水教授建議他以打坐和修禪去浮躁,防失據,提得起,放得下。從此只要條件許可,他便盤腿入座。參照南懷瑾《靜坐修道與長生不老》,他更是一招一式地學了起來。他寫的《奇書·奇人·奇功》,是大陸第一篇全面介紹南懷瑾的文章。經汪道涵推薦,此文放到了國家最高領導人的案頭。南懷瑾獲悉此文,專程派弟子到上海看望周瑞金。1998年,周瑞金率人民日報社新聞代表團赴臺灣訪問,專程繞道香港拜會南懷瑾。耄耋之年的南懷瑾精神矍鑠,見到周瑞金就說“南書房行走來了”。這既指周瑞金是中共機關報主管言論的副總編,常跑中南海;又戲稱他是到“南懷瑾書房行走來了”。這對“忘年知己”由此演繹出一段奇妙緣份。

        從進入大學開始,周瑞金始終遵循“無為不入世,有情始作人”的原則。他崇尚張載倡言的“為天地立心”。《解放日報》現任總編輯陳頌清認為,敢為天地立心者,才能為民眾立言。像周瑞金這樣的前任老領導,敢于堅持真正的人文精神,寫評論既講究策略,又有一種勢如破竹論述天下大事的氣概和膽量,敢開第一腔,勇于鼓與呼,他已成為“立言”的榜樣。 

        1986年夏,章琦在齊齊哈爾市政府駐上海聯絡處主任任上,促成上海市老領導汪道涵、陳沂帶領上海企業家代表團訪問考察黑龍江,隨團同行的周瑞金由此與章琦熟識。當章琦與艾豐共同創辦中國發展研究院時,周瑞金欣然出任顧問。他為章琦《智利天下寫春秋》書稿作序的標題是“位卑不敢忘憂國”。章琦深有感觸地說:其實,周瑞金不僅“位卑不敢忘憂國”,而且“寧做痛苦的清醒者”,堅定不移地為我國改革開放事業鼓與呼,這種抱負和情懷,值得有責任心的新一代知識分子堅持。

        《歲月·人生·思考》雜志的兩次年會,周瑞金都應邀到場 指導。在雜志主編、上海愛建集團黨委書記范永進看來,在歲月中艱苦歷練、對人生的深刻感悟、對時代和社會的獨到思考,使周瑞金獨具人格魅力。經過高位權重洗禮,他依然保持“崢嶸歲月”的激情,可以說是修禪的最高境界。范永進特別喜歡周瑞金寫給他的一段話:“大其心究天下之物,虛其心納天下之善,靜其心觀天下之勢,平其心論天下之事,定其心應天下之變,雄其心創天下之業。”他覺得,這其實正是周瑞金的寫照。



周瑞金諍言錄

 

政治體制改革的共識

        我已到古稀之年,與許多老黨員、老干部一樣,深切地關注著國家的政治體制改革。目前,我 國又到了一個重要關頭,即經濟實力的巨大增長,與貧富分化、貪腐蔓延、社會不公等所導致的利益階層固化現象,到了需要認真對待、切實解決的關口。

意識形態工作也要改革創新

        新聞宣傳要為改革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而不是拖改革大局的后腿。忽視甚至蔑視民眾的訴求和心理感受,與民心漸行漸遠,就有可能成為執政黨的某種“負資產”。

把人民給我的回饋給人民

        我是個老報人,當然,也是一個有副部級身份的老報人。從復旦大學讀新聞系開始,就是國家和人民培養了我。我在《解放日報》和《人民日報》干了幾十年,是黨和人民培養了我的這支筆。作為一名老報人,我只有把人民給我的回饋給人民。我的人生價值不在“副部級”,而在“老報人”。工作可以退休,但我的筆是不能退休的。我關心著國家和人民的前途命運,我還要經常地為改革發聲,這是本分,就是損害到副部級身份,我也在所不惜。

希望不能都寄托在“清官”身上

        解決國家存在的問題,推動社會改革和進步,需要我們知識分子,特別是關注公共利益的知識分子來努力。我們不能把希望都寄托在“清官”、“好領導”身上,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一份公民責任。

中國在向好的方向發展

        無能為力之感還是有的,但社會前進遇到的問題都是客觀的存在,個人再有憂國憂民之心,社會也不可能完全按照你的希望演變。雖然會有無力之感,但是我從不悲觀。我們不能只相信《新聞聯播》里的中國,它的光明面太多了;也不能完全相信網絡里的中國,它揭露的陰暗面太多了;我們更要看老百姓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中國。只有把這三個方面結合起來看,這才是真正的中國,這樣的中國在向好的方向發展,因此讓人抱有希望。

“清醒者”和“清靜者”

        我希望能成為有佛心、道骨、儒表的人。我對國事、社會事、天下事,寧做痛苦的清醒者;對家事、子女事、個人事而言,愿做無憂的清靜者。自己這一輩子前20年是一個學習做人、接受教育的階段,后來用了15年時間真正熟悉新聞,采訪、報道、評論、拼版都會了,真正發揮自己作用的是改革開放這30多年。我現在76歲了,大概還能干到80歲吧。

新聞管理體制的問題

        另外我覺得現在地方黨報的作用是削弱的,地方黨報根本發揮不出什么聲音,也沒有一個地方黨報有一篇有影響的,包括《解放日報》,我的母報,以前我還可以在《解放日報》寫“皇甫平”的文章,今天這種文章也出不來了。這里面牽扯到我們新聞管理體制的問題,也就是說我當年在《解放日報》工作的時候,相對寬松的環境,我的言論我自己把握負責,報社社長有權決定發表他認為可以發表的評論和報道,這個當時做到了,當時80年代是可以做到的。

管理宣傳不能像“列車運行表”

        坦率地說,黨的思想宣傳管理部門有些領導同志像管理“列車運行時刻表”一樣,把行政管理方式搬用到新聞宣傳管理中,直接介入新聞報道方式和流程;管宣傳的部長甚至是局長、處長頤指氣使,儼然成了報紙的總編輯,而報紙的總編輯反倒成了總編室主任,等因奉此,照辦不誤。這種做法從表面上看是強化了對新聞媒體的管理,確保任何環節不出一點紕漏,卻扼殺了新聞工作者的能動性和創造性,降低了宣傳管理的實效,反而讓黨管新聞的位勢降低了。按照這種管理做法,出現了千報一面,全國媒體按某個時刻表同時宣傳樹立某個典型,而不是由領導部門提出當前宣傳的某種主流價值觀,讓各媒體自行尋找與之相匹配的典型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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